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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形态可理解为具体社会的本质性特征。由于制度安排权分配制乃是社会本质的最终决定因素,因而对社会的历史形态及其演变的描述亦应以其为据进行。于是可知,社会历史形态不外制度共定社会和制度独定社会这两大类。前者又有制度直接共定和制度间接共定的具体形态,后者又有一人定制和多人定制的具体形态抑或君王定制、寡头定制和集团议员定制的具体形态。若从定制者所属的统治集团说,制度独定社会的具体形态则是贵族奴隶主定制社...
社会作为人为组合体是一种特殊形态的主体,有自己的意志和活动,揭示社会的本质性结构只宜由此切入,而以往的社会结构论都不是这样做的。社会的活动是将人们的活动变成自己的活动实现的,据此社会结构就是社会制度、制度意识形态和制度保障机器的三位一体,它们均由社会制度安排者建构。因对人的活动起次要作用的非正式规则也有类似的三位一体,故社会整体结构是规则性三位一体,制度性三位一体是其核心结构,其中的社会制度又是最...
近二十年来,卡尔·施米特(Carl Schmitt)的宪政思想及其对自由民主政体的挑战备受关注。其影响从德国散播到整个英语学术界,吸引了分属于不同意识形态阵营和不同理论谱系的学者和思想家们。在对施米特民主理论的探讨中,许多学者开始注意到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的某些论述与施米特论题的暗合性与相关性。牛津大学政治思想史家穆勒(Jan-Werner Müller)指出,“在阿伦特论述...
本书是一部学术著作,在学科归属上,属于社会历史哲学,论述的是有关人类社会历史的基本理论。确切说来,论述的是由我创构的“制度决定论”的社会历史理论。
“有何胜利可言?挺住就是一切!”里尔克的名句像是最低沉的新年钟声,在2018年的尾声中唤起共鸣。人们默想的心事各自不同,感怀的心绪却有相似的苍凉。一年多之前,《经济学人》在年度展望中预告,“世界各地的人们都在尽力摆脱政治紧张和技术狂热,2018将会是刺激神经的一年。”随后,《纽约时报》也有文章预言,“存在一种更深刻、更令人不安的确然性:许多可能非常疯狂的事情将会发生在2018年”,我们正在进入“混...
有虑于正确的自由定义与正确的自由理论实际上是互为前提的关系,以及以往人们言说自由时所遭遇的诸多难题,我将自由定义为活动者自主自愿做或不做某事而免受阻限的状况。由此定义出发可知:自由的绝对性和相对性是可以得到统一的;自由共由三种要素构成,其主体只能是人;自由起始于有了真正创造物的早期智人时期;主观自主自愿和客观免受阻限是自由的内外必要条件;意识自由和行为自由分属内外自由;自由也可作自然自由和社会自由...
晚近的“全球史”以人类社会生活为本位,似乎欧洲文明内部争夺世界支配权的血腥厮杀已经决出胜负,自由主义政治人所憧憬的全球化“世界公民”社会时代即将来临。即便没有来临,施米特的《大地的法》所开创的“全球史”研究仍然以国家为本位,同时又超逾了“欧洲中心主义”,其学理依据反倒是:大国间的厮杀并没有终结,不过是越出欧洲范围扩展到全球而已。
人工智能是一种人类创造的新的智慧形态,人工智能的产生改变了有史以来机器只能被动听从人类命令的状态。机器可以自主的做出决策甚至超过人类的能力,从而引发一系列的社会伦理问题。其中人工智能是否会最终形成机器对人类的专制统治,这是有人工智能以来一直被人类所担心的,并越来越成为人工智能发展中的关键社会问题。本文探讨了这一问题,认为,人工智能将有可能形成三种专制形态,人工智能辅助下的人类专制,人工智能依赖下的...
确定一个具体社会的性质、形态和类型,只能以其社会基本制度为标准和标识,所以确定何为社会基本制度很重要。以往较为普遍的看法是以经济制度为社会基本制度,但它从道理上实难讲通。社会基本制度应为贯穿于整个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和民生诸领域的社会可控资源分配制度。因为社会制度都是由社会制度安排者制定的,而最能代表社会制度安排者的价值诉求的,就是社会可控资源分配制。可供社会分配的资源的种类有很多,其中最重要的...
近些年来,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一个主要趋向就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研究的兴起与理论创新,在某种意义上我们甚至可以说: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正在成为学术研究的热点。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同时带来了文化、政治、社会、生态领域的诸多矛盾,这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研究提供了迫切的现实需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确立,为我们提供了破解问题的理论指南。正是在这一背景下,许多马克思主义学者...
美国犹太人哲学家阿维夏伊·马格利特关于道德见证者的现象学描述值得梳理和探究。首先,道德见证者具有如下特征:就见证内容而言,道德见证者见证的是极权主义政体所制造的人道主义灾难;道德见证者必须具有关于苦难的亲历知识,一般情况下他本人就是极权灾难的受难者;道德见证者的见证行为必须有明确的合乎正义的道德目的。其次,道德见证者的希望,既不同于基督教的千禧年式希望,也不同于世俗的理想社会蓝图,而是非常低调和审...
有三个问题使自由理论和制度理论似乎必然存在相互否定的关系,这就是:有意志自由的人能被制度调控吗?追求自由的人需要制度调控吗?制度的数量与自由的程度是否成反比关系?对第一个问题的回答是:由于人没有绝对意志自由,只有相对意志自由,所以人能被制度调控,但这种调控是相对调控而不是绝对调控;对第二个问题的回答是:追求自由的人永远都需要制度的调控,只不过这个制度仅指公正合理的必要制度,而不包括或不公正、或不合...
施特劳斯认为当代自由主义抛弃了自然正当观念,试图将自身建立在价值相对主义的基础上,这一做法必将导致虚无主义的严重后果。然而,施特劳斯所批评的价值相对主义是韦伯版本的“价值多神论”,并不是自由主义版本的价值多元论。自由主义的价值多元论认为,存在着多元的异质性的善,在不同的善之间进行选择有时可能是艰难的,但好与坏、善与恶之间的分野是客观的,并可以进行理性地辩护。价值多元论或者说善的多元论不等于相对主义...
我们可以从正当性角度对国家进行评价,也可以从正义的角度出发来评价。那么,国家正当性与国家正义是何种关系?从正义这种美德或规则在人类社会合作中的地位来看,同时也从国家对社会合作的深远影响来看,国家正义是国家正当性的必要条件。与此同时,一个国家若要是正义的,就必须至少满足两点要求,即尊重人们的基本自由和权利,并且要平等尊重人们的基本自由和权利。考虑到国家正当性与国家正义之间的逻辑关系,这两点当然也构成...
施特劳斯批评自由主义国家由于其相对主义和“中立”承诺无法保护少数群体的权利,在关键时刻甚至无法保卫自己。但是,恰当理解的自由主义主张正义一元论,自由主义国家的中立是指在不同的善之间保持中立,而不是在善与恶之间保持中立,对正义的持守使自由主义国家在受到威胁时能够保卫自己。从国家构建的逻辑和历史实践看,自由主义国家既保护个人自由,又通过国家强制和公民教育保护国家自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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