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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不仅是工具性的运输手段,更是建构性的移动技术,深刻影响着人们的生活方式、交往形态甚至日常观念。本文通过对1980年至2010年上海轨交变迁的考察,理解城市轨道交通之于城市的建构性角色。研究发现,从地铁、高架铁路到磁悬浮,“第二次全球化”时代上海轨交的变迁构成了一种“传播”。从重构现代上海的象征,战胜自然的技术奇观与城市名片,引发市民维权意识与新社会运动的市政工程,有待改善的城市公共设施,到展示...
五四运动留给现代中国的精神遗产,最为重要的无疑是这一运动所开启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大规模传播与延续至今的发展。马克思主义并不是五四运动后才开始在中国传播的,但只有经过五四运动才开始作为一大思潮在中国思想世界崛起,并在与其他思潮竞争中成为主流思潮。因此,五四运动成为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与发展的一大转折点。这里的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很重要一点,就是经过五四运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主体发生了根本...
2019年是五四运动一百周年纪念,是中国人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理论(1899年)的一百二十周年纪念。在中国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史上,五四运动具有关键意义。五四时期,具体来说是十月革命之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真正有意义上的传播”。五四时期是近代中西文化发生剧烈冲撞、交融、重构,思想飞扬、迸发的时代,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启蒙国人救亡图存恰逢其时。五四运动激发了国人的爱国情怀,进步知识分子、爱国青年为“...
中国传播学并不“健康”,而且“有病”,即学术研究“过度西方化”和“过度量化”,现在需要回到中西方平等对话、交流的立场上来,丢掉建构“中国中心主义”或“东方中心主义”的幻想,积极探索传播学研究中的“第三条路经”或“第三种范式”,携手共同构建人类整体传播学。这既不是西方的,也不是东方的,而是世界的。这样可能导致传播学研究失去部分“中国性”,但“薄利多销”的“宝塔糖策略”会得到更多的“中国性”。坚持“传...
种种迹象表明,传播学关于什么是本学科视野中的“媒介”的理解含混不清。即使从最粗疏的区分来看,它既可以被看作是一种显现的实体,也可以被看作是一种意义的空间。主流传播学就将媒介理解为像媒介组织那样的功能性实体,所以它不仅经常研究非传播的问题,而且还对真正的传播研究视而不见。媒介实体化的后果,是传播学学科身份危机最主要的原因之一。本文认为,如果在认识论上把媒介看作是一个意义汇集的空间,而在方法论上把媒介...
近年来,民族志传播研究取得丰硕的研究成果,但在理论与方法层面还存在一些不足。尤其是将民族志传播研究仅仅理解为参与式观察、深度访谈等技术化的方法进行传播学研究,就忽略了民族志背后丰富的学术脉络、理论关怀与问题意识,也导致了研究实践中流于形式、趋于浮躁的现状。因此,反思民族志传播研究,除了对研究者进行严格的方法训练,端正研究态度之外,还需要:第一,采取超越媒介中心主义的文化取向,从传播学具体的、对象化...
近些年,学界对数据新闻的各项研究如火如荼,作为数据新闻较为直接和直观的体现——数据可视化也随之日渐盛行。目前,数据可视化的研究方向主要集中于呈现类型、可视化工具、存在问题与改进办法等,研究方法也以文献研究和案例研究为主。但是,对数据可视化传播效果的研究却寥若晨星。本研究采用眼动仪进行数据可视化传播效果的测试,并结合测后问卷的统计分析,以实证研究的方法来探寻数据可视化作品的视觉规律。这具有较高的现实...
“受众劳动何以生产剩余价值”这一问题关乎“受众劳动论”的合理性,近年来引发了学界争论。为理清这一问题,本文梳理了传播政治经济学“受众观”,认为被诟病为“经济简化论”、“被动受众”是对斯麦兹传统的误读,传播政治经济学强调“积极受众”的生产性,受众具有主观能动性,是意义的真实制造者。正是基于此种能动的“受众观”,Web2。0“受众劳动论”揭示了数字媒介用户被卷入到新的数字经济流通形式中服务于数字生产、...
2018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也是中国传播学迅猛发展的第40个年头。本文通过对全球传播学SSCI期刊论文进行文献分析,希望更加全面地呈现中国传播学研究国际发表的现状。研究发现,中国传播学的国际发表在全球起步较晚,但近10年来发展迅速,论文总量已经跻身全球前十,仅论中国大陆学者发表的论文也可以排到全球15位左右。作者学科来源呈现多元化,新闻传播学科的学者,不论是发表论文的数量,还是被其他学者引用的频...
本文从理论取向和应用取向的维度回顾大数据与新闻传播的相关研究,发现基于大数据的新闻传播研究多数是“数据驱动”的研究、而非“理论驱动”的研究,研究方法上主要采用基于词典的文本分析、机器学习和复杂社会网络分析等,此外,相关研究更多注重的是变量之间相关关系的检验,而非因果关系的阐释。最后,本文针对大数据给新闻传播研究带来的学术想象,提出相关研究需要处理好三个关系,即:处理好“理论驱动”和“数据驱动”的关...
人文社会学科的结构与人类社会的结构是大体对应的,可划分为三种类型,即:纵向型、横向型和综合型学科,它们彼此互相交叉、互相影响。传播学作为横向型学科之一,属于社会科学,具有很强的跨界性、应用性、实证性等特征。它被引入中国后,与经济建设和社会进步良性互动,在学科建设、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发展前景十分宽广。
本文以“引进”“采纳”“对话”和“重构”四个关键词概括了四十年来中国传播学的发展,指出中国传播学并非学术殖民化的结果,而是和改革开放的时代场景并行不悖。本文提出时代场景决定学术取向,学术取向又要保持其自有理性定力,坚守文化的主体性和人本主义价值观。同时,本文亦对媒介学、公共性、城市和乡村传播研究等新的学术取向进行了评论。
当前学界对传播研究的反思主要集中在学科地位、研究范式和重建路径三个层面。学科性与跨学科性的二元冲突,引发了传播学者深刻的认同危机,具体体现在学科领域的碎片化、核心知识的乏善化以及学科地位的边缘化。对长期以来占据主导位置的行政研究的批判,成为学界的共识。而在学者所推崇的范式传统中,最被重视的是芝加哥学派和批判学派。在重建路径方面,探讨最多的是三个方面,即整体性否思、深耕理论本身和回应现实问题。传播研...
本文运用克里蓬朵夫和克雷格等人关于传播理论的论述,提出以交往和中介为基本元素界定传播,形成“元理论”层面的共同趋势,展开不同传统、视角和路径之间的对话,从而形成一个多元、对话的传播研究领域。
在传统的传播研究中,身体问题几乎一直不受重视。本文试图描述该问题的起源与视域,并引起传播学界兴趣。本文首先梳理了传播研究中身体问题的思想史,接下来对于麦克卢汉、媒介考古学、控制论、后人类主义等理论资源中与传播研究相关的身体理论进行了初步探讨,试图勾勒传播中身体研究的主要议题。最后,笔者借助通俗文化中的后人类主义叙事,从未来视角反思了当下的传播研究中身体问题的重要性及如何展开。本文认为,身体议题对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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