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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月7日,由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环境哲学专业委员会、中国伦理学会环境伦理学专业委员会、《南京林业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编辑部主办的环境哲学环境伦理学高层学术论坛在我校举行,会议主题为“生态伦理生态美学研究”。来自清华大学、武汉大学、南开大学、北京林业大学、南京林业大学、中国社科院等高校和科研机构近30位专家学者参加研讨。副校长李萍萍出席论坛,我校马克思主义学院、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我们对待自然空间有两种模式:保护区模式和旅游地模式,这两种模式代表了我们对待自然空间的两种截然相反的方式。国家公园既不是传统保护区模式的重复,也不是旅游地模式的扩张,它是一种全新的自然空间体系,国家公园试图协调人类游憩利用与自然保护之间的平衡,以达到国家公园的自然空间正义和空间生态文明。
20世纪前期的“生态学”界发生了关于“生物演替─顶级群落”理论的论战。论战双方在价值路向上的歧异说明,人类研究生态问题不能限于“生态学”。生态学作为一门自然科学,本质上体现着人类对自然对象的一种知解性把握,因此,它只以一种价值中立的冷峻态度寻求“实是”中的“是”,并不能满足人类根本性的生态利益。而人类的生态利益乃人类对自身的存在意义和价值取向的探源式追问和归本性回答,因此只能植基于一门以“求善”为...
转基因食品面世十几年来,由于存在潜在的风险,引起了诸多争议,同时阻碍了基因工程技术的健康发展。本文在介绍各方争论内容的基础上,从生态伦理学角度出发,探讨了人类对待转基因食品的方式,旨在唤起我们对转基因食品的正视,使转基因食品更好地造福于人类。
生态伦理作为科技时代的一种新型道德观,属于最广义的社会公德范畴,具有对全人类共同的约束性和评判价值标准的统一性,因而它是对人类最深刻的生存关怀。随着生态文明建设的日益加强和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环境消费也悄然兴起。它不仅是对传统消费的深刻变革,而且对传统生产方式的转换也将产生重大影响。应大力倡导环境消费,构建生态伦理道德观,做合格的环境人,从而保证人类的长远进步和可持续发展。
生态伦理生态文明的一个组成部分。它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促进生态文明建设,树立生态文明观念。自20世纪80年代起步以来,我国的生态伦理学研究正在逐渐超出道德哲学的讨论范围,渗透到政治、经济、科技和文化等各个领域,并推动社会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的变革,成为建设生态文明的积极力量。
生态伦理学是“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的重要理论基础。建构生态伦理学必须和应当“以人为本”而不能“以自然为本”。人与自然的关系本质上是对象性关系,人是主体,自然是客体;所谓“人与自然的伦理关系”实质上是指以自然为中介的人与人之间的伦理关系;生态伦理学的本质是通过调整人与人的关系来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传统的“人类中心主义”虽然有局限性,但是其基本精神不可超越。
生态伦理学的权利观     权利  生物权利  环境权       2008/12/16
生态伦理学将权利界定为主体享有一定利益与待遇的资格,并指出权利主体的两次拓展反映了文明与道德的进步。长期以来,人们认识只有人类才能言权利,其理由不能成立,生物的种族特征表明生物有其内在的存在权利。人类必须破除占有与主宰自然的权利欲望,合理行使对自然的享用权利。环境权作为一种基本的人权应当得到切实的尊重与维护。
儒学与生态伦理     生态伦理  儒学       2008/9/18
编者按   20世纪以来,科学技术的发展既造福了人类,也给人类带来了深重的苦难,尤其是使环境和资源遭受惨重破坏,沙尘暴一年比一年严重,空气污染令人窒息,水资源相当短缺,植被日渐减少,人类和自然正走上一条相互抵触的道路。今 天,生态问题作为一个极为凸显的全球问题受到众多学科的共同关注,人们按照西方的思维模式,提出了“生态伦理”、“生态政治”等各种解决问题的思路。其实...
从深层意义上说,生态危机源于人类的心态危机,即人类日益膨胀的物质欲望,因而环境保护在本质上是一个道德伦理问题。解除生态危机,一个很重要的途径是从生态伦理层次上转变人们的消费道德观念,而绿色消费则是人类对自身消费行为进行深刻反思后的理性选择,它将人类的消费行为限定在不破坏生物圈的良性循环之内,因而包含着深刻的生态伦理意蕴。它一方面符合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伦理价值取向,有利于提高生命质量,促进生态环...
孟轲(约公元前372——前289年前后,今山东邹县人)作为战国中期最杰出的儒学思想家,他继承儒家创始人孔子“泛爱众而亲仁”[1](《论语 .学而》)的仁爱伦理思想,提出了儒家思想史上一个十分重要的生态伦理学命题:“仁民而爱物”[2](《孟子. 尽心上》),受到了现代生态伦理学创始人之一的法国思想家阿.施韦兹(Alberrt Schweitzer,1875-1965)的高度重视。他说:“属于孔...
本文认为,儒家生态伦理观的思想根源是将天道人伦化和人伦天道化,由此而产生从心性论和宇宙论的不同角度去建立天人合一的学说,并形成了仁民爱物的环境道德阶梯论。儒家的生态伦理观对于重建人与自然的关系具有重要的启迪价值,但是必须以科学的理性精神进行批判阐释和转换其传统形式,才能在当代人类生态实践中发挥其重要作用。
从“是”直接推出“应该”是生态伦理学论证面临的一个理论难题。但通过吸纳社会领域消解事实与价值绝对二分的合理主张,并根据人类生态实践而扩展道德论证的可合理接受性标准,在分析生命共同体中事实与价值的复杂关系的基础上,创设一种非线性思维的综合论述的证明方式,而不是沿用传统的演绎模型的证明方式,就既可以避免“自然主义谬误”,又能够对生态伦理学做出一种非逻辑形式的合理论证。
现今各种生态伦理观的基础范畴,在其理论前提的基本预设方面,都存在着思维方式上以本质主义的普遍性取消复杂整体包含的差异性,论证材料上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相分割,逻辑推论上将“实然”与“应然”关系简单化的缺陷,这就难以从理论上合理地确证人类应该对谁承担生态义务以及承担何种生态义务。生命共同体范畴则不存在这些严重缺陷。作者通过分析生命共同体范畴相对于利奥波德提出的“生物共同体”范畴的优越之处,认为前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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