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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传播学史主流叙事中,默顿往往作为拉扎斯菲尔德的合作者被提及。但这一叙事遮蔽了默顿20世纪40年代对传播研究的知识贡献。以后来之见,默顿完全可以被视为美国传播学阐释主义范式的一个重要先驱。默顿对宣传、传播议题的关照远远超出了效果研究的视野,不仅极大地丰富了美国传播学,也影响和启发了文化研究、传播政治经济学乃至其他领域的研究。但默顿在理论与方法上的游移,使其成为一个介于效果研究与批判理论之间的灰色人...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十年来,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为完善全球治理体系、促进全球共同繁荣、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有力支撑和强劲动力,成为深受欢迎的国际公共产品和国际合作平台。
中国是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以下简称“非遗”)大国。丰富多彩的非遗瑰宝不仅是中华文明绵延传承的生动见证,也是对外讲好中国故事、传递中国声音的重要手段和方式。近年来,国际会展作为衔接中华文明传承者和接收者的传播媒介,在非遗文化“走出去”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特别是当国际会展与数字化技术有机融合时,原本在岁月深处闪耀的非遗故事瞬间转化为“有形化”“可体验”“可参与”的活态艺术,让国际受众在新的文化体验...
认知战这一概念在2022年的俄乌冲突中迅速成为全球学术界、新闻界、政治界的热门词语。有观点认为,未来战争将从五个作战领域即陆地、海洋、空中、太空和网络,延伸至认知领域。但认知战的界定尚未取得共识,且常与宣传战、心理战、舆论战、信息战、网络战相混淆。
学界一般认为,施拉姆访华是中国传播学科发展的重要节点。作为西方“舶来”学科,中国传播学从一开始就难以脱离西方理论的影响,在较多问题上形成了“西方理论+中国经验”式的研究路径。反思传播学的发展历程,打破“西方理论+中国经验”的二元框架,进而探寻本土化的传播学研究路径与方向,对于构建中国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具有重要意义。传播学学科发展应当聚焦人文主义传统,通过对话中国历史文化提炼“本土化”的传播理论;应...
智能传播对个人信息环境、平台及社会信息环境的构建都产生了重大影响,也带来了一些风险,包括信息环境的封闭、失衡、失序等问题,这些问题体现了多元主体之间的价值观与利益冲突,相关的伦理研究需要在具体情境或互动网络中厘清不同主体扮演的伦理角色。智能传播带来了人机协同、人机交流等新的人机关系,这些关系也包含着新的伦理问题,既涉及人的伦理,也涉及机器伦理,虽然机器伦理的构建最终要以人为本,但也需要用对称的思维...
大众情绪传播过程中存在着显著的“框架效应”,即人们会基于社会公共价值、集体记忆、固化的情绪反应在公共事件中形成优先唤起的趋同性的集体情绪表达和道德评判。与个体情绪的产生机制不同,大众情绪不是简单的个体情绪的叠加,而是通过大众情绪传播框架的筛选,将典型的媒介中呈现的个体情绪汇流后,使其具备群体情绪体验代表性和价值判断代表性后形成的。大众情绪传播框架使大众情绪传播具有趋同性,当正面情绪被唤起和传播时,...
中国共产党二十大报告重申“促进世界和平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共产党基于百年大变局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出的全球治理方案,也是一种日臻成熟的科学理论,符合中西方学者关于人类社会未来发展的理想愿景。从传播方式和传播形态来看,人类命运共同体全球传播范式经历着“大众传媒扩散范式—多元主体参与范式—理念再生产范式”的转换。后疫情时代,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全球传播已进入多元主体参与范式...
互联网虽具有人际传播、组织传播、大众传播等多种属性,但其本质属性是传播主体极端多元的群体聚集性传播,本书称之为互联网群聚传播[1](the Internet-based assembly communication),即指极端多元的网络主体因事自发聚集在互联网空间中展开的传播活动,是原本非常态的社会集合行为(collective behavior)在互联网传播中的常态化,换言之,是大众传播时代的离...
面对西方中心主义的话语霸权,中国对外话语面临自主-适应、标准-情景、应对-主动之间的矛盾,致使知识未能在系统有效的框架范式中形成积累。中国对外话语体系建构可以结合话语交际的基本功能,回归国家话语交往的具体情景,形成具有全局性意义的解释框架。首先,以消解西方话语霸权为目的进行概念生产,形成对外话语的元概念;其次,建构以当代中国为意义中枢的故事范本,开展对话性的语篇联结;最后,区分政治、民间和公共治理...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走和平发展道路是中国式现代化的一个突出特点,和平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主导话语之一。和平发展是基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和中国实践探索创新而来,具有其独特的内涵,强调和平与发展、和平与安全、中国发展与世界发展的辩证关系。做好和平发展话语的构建与传播可以从其理念基础、话语内涵及相关实践入手,以更好地构建中国式现代化的话语体系,使世界更好地理解中国的和平发展话...
在复杂网络社会中,我国的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应以系统科学为前提,以系统论为方法,以系统协同为基础逻辑,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系统目标开展研究并进行实践。在厘清新时代全球范围内各种宏观、中观和微观系统及其内外部之间关系的基础上,对战略与战术、内部与外部、硬件与软件、规律与规矩、理论与实践等各种辩证统一的关系进行了深入分析。国际传播能力建设,需要用辩证的眼光看待国际传播系统中的可能出现的竞争、不确定、差...
2021年5月3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次集体学习时提出:“必须加强顶层设计和研究布局,构建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战略传播体系。”“战略”和“体系”两个关键词,实际上指明了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一个重要着力方向——“体系化”,即更加注重系统、协调、章法、有序,避免内部出现冲突或矛盾以影响整个国际传播建设工程。 一般而言,传播的体系化强调传播主体的协调配合,整合优势资源,以实现更好的传播效...
华夏传播理论不仅具有中国文化的特色,而且也具有国际文化的品性。或者说,它既有其特殊的民族性、差异性和辨识性,能够彰显自身存在的客观性和合理性,也有同国外传播理论之间的共同性、互系性和通约性,从而也拥有同世界传播学术话语体系进行沟通交流、平等对话的能力。
熟悉新闻传播史的人,都会焦虑不安地看待2022年所发生的一切。作为一个在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一次全球范围内的冷战中逐渐成熟起来的学科,尽管是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迟到者,但是对于历史冲突情境并不陌生。一战后的国际广播,二战中的传播学,冷战时代的全球传播新秩序,背后都有着巨大的历史性冲突,也有人类为了解决冲突,捍卫理性所作出的全部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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