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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学”并不是一个现代的概念。明清之际的思想家用得频率较高，宋代以后的思想家偶也用之。当然，与“实学”内涵相关的内容，我们可以追溯得更早。为此，历史上的“实学”能顾划分为三个层次：一是狭义上的即明清之际的实学，我们称作是一种学术思潮，是儒家发展到特定历史阶段的代称。
统观礼制发展史，经由夏商两代近千年的酝酿与发展，礼制在西周进至高度发达阶段，及至春秋战国时期，方因过于繁复而渐趋崩坏，《论语》中所记载的“八佾舞于庭”“三家者以雍彻”“禘自既灌而往”等乱象都是失礼的典型表现。
每一个时代的学术思想均遵循其民族精神所铺设的路向，从其精神文化传统的奠基中获取必不可少的推动力，但根本上还是纷繁芜杂的时代问题的交互作用构成了其最强大的现实动因，决定了学术思想的发展走向及其民族特色。
古人言及张载思想的特点，都首提其“以易为宗”，说明张载的哲学思想与《易》有极深的渊源关系。何以说张载思想“以易为宗”？其主要在于：张载“勇于造道”，其“造道”之功是从易切入的；其“太虚即气”“气化之道”“一物两体”的宇宙观源于易理；其贯“性与天道为一”“知礼成性”“变化气质”的心性论根于易；他颇有影响的《西铭》，其思想乃“本儒家《孝经》，参以易理”；其著名的“四为”说之“为天地立心”句，亦从《易·...
二十世纪前半期的张载关学研究不仅涌现出诸多有影响的学人和有新见的研究论著，而且在研究方法和内容上已然跳出宋学的樊篱，进入现代学术视野。他们提出的“太虚一元之气”的概念对张载“虚-气”本体论的建构，对张载及关学“性道合一”体系的研究，对关学史的勾勒和对不同时期关学发展特征的揭示，对诸多关学学人个案思想的深度剖析，都达到了相当的理论高度。新中国成立后学界对二十世纪前半期的关学研究未能充分关注，是一个缺...
中国自古以来就有尊贤重才的优良传统，几千年的国家民族兴亡史也是一部人才兴衰成败史。中国也是一个诗词文化大国，中国的诗词不仅源远流长，而且浩如烟海。在这个巨大的诗词宝库中，蕴藏着许多反映人才成长规律的名篇杰作。
通过天道阴阳与《春秋》经典解释学，董仲舒从三个逻辑向度建构与证成德主论(“德主刑辅”)：在“阴阳—德刑”向度，将阴阳关系调适为“尊卑”“贵贱”形态，为德刑的“主辅”位置提供本体论根据；在“阴阳—经权”向度，将宇宙真理借《春秋》大义转化为历史时空中的可操作性原则；在“经权—德刑”向度，论证德的优位性及其实现方式。“阴阳”“经权”和“德刑”三个要点纵横勾连，两两相关，形成相对稳定的理论三角结构，为董仲...
长期以来，我们将中国古代法归结为“律令体制”，也以此为基点论说中华法系。但若说中国古代法、中华法系就是“律令法”、是“律令体制”，那就有点以偏概全了。中国古代法及以之为主体的中华法系，是一个“礼法体制”，或曰“礼法法系”。
子路问君子。子曰：修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以安百姓，尧舜其犹病诸。
以文物为方法——评《观念的形状：文物里的中国哲学》
文物 观念的形状 文物 中国哲学
2023/7/20
对于现代人来说，走进博物馆无疑是一种带有仪式感的行为。博物馆中的文物总是储存在有着恰当的温度和湿度的空间之中，虽然历经了千百年的风雨，却终究以一种静止而且恒定的状态呈现出来。这恰恰与现代人越来越快的生活节奏形成鲜明对比，以至于每次刚刚进入博物馆的头几分钟，一个人难免会经历一种骤然刹车式的眩晕：肉身已经站在了这有着千百年历史的文物面前，而精神却还停留在日常工作和生活的事务之中。然而，人总要有从自己的...
【光明日报】郭齐勇：中国哲学的自信与使命担当（图）
光明日报 郭齐勇 中国哲学
2024/1/2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强调：“要坚定文化自信，坚持走自己的路，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历史实践和当代实践，用中国道理总结好中国经验，把中国经验提升为中国理论，实现精神上的独立自主。”就中国哲学而言，要实现理论的独立自主、精神的独立自主，首先要确立其自主性、主体性，确立中国哲学的自信与使命担当。
作为孔子对“仁”的一种解释，“仁者爱人”为历代思想家所推崇，并且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被赋予新的含义。今天，继承和弘扬儒家伦理精神，我们有必要深入挖掘其伦理意蕴，发挥其面向当代生活的理论活力。
周敦颐这个名字之所以会被大家记住，首先是因为他的名篇《爱莲说》。实际上，周敦颐不仅是《爱莲说》的作者，更是宋明理学的开山鼻祖，他位居“北宋五子”之首，世称濂溪先生。
中国近现代哲学学科是2010年新建的上海社会科学院重点学科。这一学科是在中国学术思潮史这一特色学科基础上发展而来。